第二百七十四章 史学泰斗的落幕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乡试之前，阮元也得到了两日时间安歇。只是身为浙江巡抚，平日与同好交往又多，该来的故人好友，总也不会少了。这一日钱大昕因秋闱将近，自己讲学的苏州紫阳书院暂时停课，闲来无事，又听闻自己《三统术衍》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二书已由阮元刻成，便也到了杭州，想着再找阮元为之作序。
　　
　　那《十驾斋养新录》是钱大昕毕生所学之大成，其中经史地理，考辨训诂之事，一时兼备。尤其是其中音韵之学，已有“古无轻唇音”、“古无舌上音”等创见，今日音韵声母研究，钱大昕实开其先河。
　　
　　阮元上一年受钱大昕所托，为之刊刻，这时终于成书。想着自此一来，自己学问便可流传千古，钱大昕自也欣喜，对阮元道：“伯元，这《十驾斋养新录》作序之事，我左思右想，也是非你莫属了。哈哈，不知为何，这次见了你，却也想起你我初遇之时，我与你恩师金圃先生，言及伯乐相马之事，这千里马常有，伯乐却不常有啊。治学之人，也是如此，国朝著书立说之人数以百计，可像伯元你这般，既能成一家之言，又能助其他学人刊刻著作之人，却也是屈指可数了。或许百年后，咱们的晚辈说起咱们，你仅凭这刊刻之功，便可立为国朝学人之中坚，也说不定呢。”
　　
　　“先生真是谬赞了。”阮元也不觉笑道：“其实学生为官之余，也一直关注治学之事，可总是无奈闲暇时间无多，只得择取学问中最为关要之处，加以考辨，至于注释一经，自成己说，确是再无余力了。似如此，学生只得做个助人刻书之人，治学成就高下，便也不在意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伯元，你那几篇著作，老夫却也看过，老夫倒是觉得，你乃是国朝学术之中，少有的集大成之人啊？”钱大昕道：“这‘格物’、‘一贯’、‘仁’、‘心’、‘良知良能’之道，自宋明时起，便即众说纷纭，多少人徒以程朱之学自矜，又有多少人空以阳明之学相尚，但究其本源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凡事自凭己意，妄自揣摩圣人之念，最终也不过是曲学阿世，徒留笑柄而已。亭林先生惩明季之弊，首倡实学，务求经世致用，开国朝经学之先河。可惜汉唐旧学荒废已久，亭林先生终是不能与经典之中有所深耕。此后松崖先生、东原先生，或许……还有老夫，也是尽心于经史，方使圣贤之言，一一皆有依据，可沉浸经典日久，这实用之道，却反而有所荒废。但你不一样，你兼吴皖二派之所长，言而有据，根基已足，更兼推崇实践，以圣人本意，归于这浙江政务之中。你言语中不言经世，却是实实在在的做到了经世致用啊。这样看来，国朝之学，圣贤之道，当于你一身，得以大成！如此想来，老夫却也是不如你啦！”
　　
　　“先生这样说，却让学生如何担待得起啊？”阮元也不禁谦辞道：“先生之学，兼通经史，天算地理，金石小学，无一不通，若无先生，则学生至今，恐犹不知天地之广阔，若无先生，则天下生民之事，学生恐至今尚有懈怠。何况学生想来，为官治学，其难能之事有九，先生独一力成其九难，以此，先生足以垂范于后世！学生能与先生相识二十载，几番得先生点悟，已是莫大的荣幸，至于其他，学生绝不敢凌于先生之上。”
　　
　　“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我还不得绕进这个圈子之中，再也出不来了啊？”钱大昕笑道：“其实老夫这一生，也不能说全无遗憾，《元史》只修了氏族表、艺文志等数篇，至于修成正史，却是做不来了。但这些年来，老夫眼看高宗皇帝末年弊政渐去，看着你在浙江，也是大有作为，老夫却也安心了。但是伯元啊，正所谓‘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’，越是这表面的太平繁华，有时却越是害人啊。其实我也清楚，高宗末年弊政，也不完全是因和珅之故，究其根本，还是许多人安于这表面的太平和乐，进而不思进取，以至于原有的旧制，逐渐被那些小人所利用，时间久了，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。唉，只可惜这大清朝廷的衮衮诸公，有多少犹在梦里啊？伯元，老夫自愧，只觉没资格与你说这些。但正所谓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，你后面的日子还长着呢，可一定要谨记今日勤勉惠民之事，不要懈怠啊。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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